引言

2026年10月22日至23日，全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这是自2018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会议。

会议本身是内部的，但释放的信号是向外的。10月24日，《检察日报》以《审查逮捕的守正与创新》^[1]为题，以“七问七答”的方式披露会议核心内容；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刊发长篇通讯《依法准确把好逮捕“关口”——来自全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会议的报道》^[2]。

一次会议，两轮密集发声。在检察系统的宣传节奏里，这个密度并不寻常。

对非刑事法律从业者而言，会议讨论的似乎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对每一个正在经历刑事诉讼的家庭而言，它几乎是最要紧的一道关口：捕与不捕，决定的不是罪名，而是一个人接下来几个月是否自由。

笔者在检察机关工作期间，曾站在审查者的位置上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如今转到辩护席，又常常站在被审查者的这一侧。这种位置转换带来的体会是：审查逮捕最难的从来不是“懂不懂法”，而是“敢不敢不捕”和“会不会说理”。这次会议，恰好在这两件事上都给出了相当明确的回答。

一、这次会议的分量，来自三个“第一次”

一场业务会议是否重要，可以看它改变了什么。就目前公开的信息看，这次会议至少在三个层面做了此前没有做过的事。

（一）第一次把审查逮捕的“双重属性”讲透

会议指出：“审查逮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一项标志性制度，兼具司法审查与法律监督的双重属性。”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定性表述，实际上有很强的操作含义。

所谓司法属性，意味着检察机关不是对侦查机关的提请“盖章背书”，而是要独立判断：事实证据够不够、刑罚条件符不符合、社会危险性有没有。会议据此明确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审查逮捕环节讯问及听取意见程序，健全完善听取和审查律师辩护意见、保障辩护权行使的工作机制，加强逮捕听证审查方式，确保依法、中立、公正履行审查逮捕职能。

所谓法律监督属性，则意味着捕与不捕的过程本身也是监督过程：发现侦查违法要监督，发现漏罪漏犯要追捕追漏。

（二）第一次用“质效标准”给逮捕质量划线

2026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试行）》^[3]，并于6月22日由普通犯罪检察厅负责人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4]。这份文件在这次会议上被反复援引。

它的意义在于，把审查逮捕案件质量评价从模糊评价变成可对照的标准：文件既对审查逮捕案件的基本标准进行正向设定，也设置办案质效不高、不合格案件标准，反向规范案件办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条方法论：不以案件办理结果倒推逮捕质量问题。文件明确：“要立足逮捕案件办理当时在案的事实证据条件，经评查确认后客观、科学评判承办检察官的办案质效，避免简单以后续案件被判处无罪、不起诉、轻缓刑等结果倒推。”这一条，对检察官而言是卸下包袱，对律师而言则值得认真汲取。

（三）第一次把“管辖审查”摆到“入口关”的位置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试行）》首次专门就逮捕案件的管辖审查作出明确要求：“对于公安机关没有管辖权而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公安机关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依法处理或者报请指定管辖；对于没有管辖权而作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属于不合格逮捕案件。”

本次会议对此的表述更直接：“不能因案件事实清楚、符合逮捕条件就绕过管辖问题直接批捕。”

对办理跨区域经济犯罪、网络犯罪案件的律师来说，这一条的分量可能超过前面所有内容。管辖一旦被当作“技术问题”忽略，当事人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几个月的人身自由，以及一个原本可以在本地争取的辩护空间。

二、会议释放的六个实务信号

（一）社会危险性的认定，从“印象”走向“证据”

在展开之前，需要先理解会议对逮捕三个条件关系的界定：三个条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缺一不可——事实证据条件是基础，刑罚条件是前提，社会危险性条件是核心。前面两道门没有通过，就不能跳到最后一道门去论证“这个人很危险”。

在此基础上，会议明确：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认定重在证据。“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时没有移送证明社会危险性证据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如果公安机关无法提供，难以证明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依法不批准逮捕。”

这一要求的分量，不在于它提出了新的标准，而在于它把“社会危险性”从办案人的经验判断，改造成了一个需要证据支撑的待证事实。而待证事实，就需要有举证方，有证据标准，有不足时的后果。这三件事一旦落定，审查逮捕的论证结构就随之改变。

（二）两句话，直接改了实务中两条惯性

举证方的问题明确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实务中究竟有哪些理由，被长期当作“社会危险性证据”在用？会议的回答，落在两句很具体的话上。

“七问七答”中提出：“不能仅因为犯罪嫌疑人在办案地没有固定住所、稳定工作，就认为其具有社会危险性；也不能把‘未赔偿’简单等同于有社会危险性。”这两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各自对应的，是实务中两条几乎成了惯例的做法。

• 第一条，是“外地人必捕”。在办案地无房、无业、无亲属，往往被直接推定为“可能逃跑”。但“无固定住所”描述的是一种生活状态，不是一个法律事实，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列举的五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真要认定“企图自杀或者逃跑”，需要的是具体的证据指向——比如已经着手准备出境、有明确言辞表示、有逃避侦查的实际行为。把居住状态当作逃跑倾向，实质上是把举证责任倒置给了犯罪嫌疑人。

• 第二条，是“不赔就捕”。赔偿被害人损失本是量刑情节，属于实体处理范畴，解决的是“判多重”的问题；却被前移成羁押理由，变成了“关不关”的问题。这两件事的证明对象完全不同：前者看悔罪与修复，后者看妨害诉讼的风险。经济能力不足、索赔金额过高、对责任划分有争议，都可能使赔偿一时无法达成——而这三类情况里，没有一种能推导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可能逃跑”。把“未赔偿”当作社会危险性的替代品，实际上是用民事赔偿能力给刑事羁押定价。

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看，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重新压回侦查机关。侦查机关提请逮捕，不能只移送“人抓到了、罪够了”的材料，还要移送“为什么非关不可”的材料。这份材料缺失，检察机关就应当要求补充；补不上，就应当不捕。

对当事人和家属来说，这两句话的实用价值相当直接。家属不必再四处筹钱“先急着把赔偿谈下来”，也不必因为“在办案地没房没户口”就认定没有希望。该做的，是把能够指向“不会逃跑、不会妨害诉讼”的客观事实固定下来：固定居所、稳定职业与收入、家庭成员与照护责任、既往无违法犯罪记录、愿意接受监管的具体方案。

对辩护律师来说，这意味着辩护意见的落点要变。过去我们习惯论证“一贯表现良好、家庭困难、有家人需要抚养赡养”，这些属于品格层面的陈述，落在法条之外，说服力有限。今后更有力的做法是，论证社会危险性未经证据证明，依法应当不批准逮捕。

（三）“不捕了之”与“一捕了之”，两头同时收紧

会议对四种情形作了分别部署：

1. 对于罪行严重、社会危险性大，事实证据有所欠缺的案件，审查中不应简单作出不捕决定，而应及时要求侦查机关加强针对性取证，查明事实后依法逮捕。
2. 对于尚未达到逮捕条件作出不捕决定，但存在取证空间的案件，不能“不捕了之”，要列明补充侦查提纲，跟踪引导取证，待条件具备时再依法提请批准逮捕。
3. 对于罪行较轻，但矛盾严重激化、风险一触即发的案件，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矛盾化解；不批准逮捕可能衍生新的犯罪的，可以依法逮捕。
4. 要深刻认识逮捕制度保护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重要价值，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既准确适用捕与不捕，也准确适用不同类型的不捕。

这四项部署，实际上是给检察机关划了四条边界：第一条针对“怕担责所以不捕”，第二条针对“不捕就结案”，第三条针对“机械适用轻罪不捕”，第四条针对“构罪即捕”。

与“准确适用不同类型的不捕”相配套的，是不捕类型的细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试行）》把不捕分类型分为没有犯罪事实、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足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证据不足、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以及不适宜羁押六类，并明确不得混用——既不能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出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不捕决定，也不能对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作出证据不足不捕的决定。

会议进一步区分了六类不捕的后续走向：不构成犯罪不捕后，公安机关未依法撤销案件或者未终止侦查的，检察机关应当予以监督；证据不足不捕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跟踪后续侦查进展，符合条件的，公安机关可以重新提请批准逮捕；不足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不捕，证据有欠缺的，可以视情要求继续侦查；不适宜羁押不捕的，在相关情形消失后，可以依法作出逮捕决定。

对律师而言，第三点尤其需要留意。在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纠纷引发的案件中，“矛盾是否已经化解”正在成为一个实质性的逮捕理由。这类案件里，及时促成和解、固定谅解材料，其价值可能超过任何一份法律意见。而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一层含义是：不捕从来不是终点。拿到不批捕决定书的那一刻，另一场征途才刚刚开始。

（四）“存疑不捕”不是万能钥匙

会议有一段表述：“对在案证据存在重大矛盾或者疑问的，既不能简单采信侦查机关意见忽视证据疑点，也不宜简单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作出不捕决定，要对关键证据进行必要的复核。”紧接着还有一句：“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复核证据不是侦查取证，而是审查的延伸，目的在于验证既有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帮助检察官形成内心确信。”

这段话解决的是一个真实困境。实践中，证据存在重大矛盾的案件，检察官往往面临两难：捕，可能捕错；不捕，可能放纵。会议给出的答案是第三条路——自己去核。

从律师角度，这提示了一个此前用得不够的技巧：在审查逮捕阶段，可以主动向检察机关提交证据线索，申请对关键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检察机关有这项职权，会议又明确鼓励行使，只是过去很少有人主动去触发它。

（五）捕后不诉、轻缓刑、无罪，不再等同于错捕

这一条，是对基层检察官的“松绑”，也是对律师申请国家赔偿的一个提醒。

会议以列举方式作了厘清：“对于因出现新的从宽情节、证据发生变化等原因捕后不诉、捕后轻缓刑的案件，以及因各方认识不一致而判决无罪等案件，评查时必须逐一分析原因，不能‘一刀切’地认定逮捕、起诉质量有问题。”同时明确：“对于捕后确因证据变化等原因不诉的案件，该给予国家赔偿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不能仅因担心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该捕不捕。”合在一起看，逻辑很清楚：既不让检察官为结果担责，也不让国家赔偿成为不捕的顾虑。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试行）》的配套表述更为具体：“逮捕后被撤销案件、不起诉、法院作出无罪判决，需经案件质量评查确认逮捕确有严重错误，才属于不合格逮捕案件。”这意味着，捕后不诉并不自动导向国家赔偿。当事人和家属如果认为逮捕错误，需要走的是质量评查与赔偿申请两条并行的路径，而不是简单以“最后没起诉”作为索赔依据。

（六）律师意见，从“可以听”走向“应当听”

会议在“准确把握审查逮捕的司法属性”部分明确要求：“健全完善听取和审查律师辩护意见、保障辩护权行使的工作机制，加强逮捕听证审查方式。”

法律依据本身并不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注意这里的措辞：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只要律师正式提出，听取意见就是法定义务，不是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

法律给了入口，问题在于有多少人真正走进去。

笔者在检察机关工作时的一个观察是：审查逮捕阶段的律师意见，质量差距极大。有的是一页纸的“恳请不捕”，通篇是家庭困难和一贯表现；有的是十几页的证据分析和法律论证，逐条对应逮捕条件。两者进入检察官视野的分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而会议的这一定位，实际上是把“听取意见”从程序动作变成了实质审查的一环。既然是实质审查，就必然要求意见本身有实质内容。

三、关于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实务提示

（一）“黄金三十七天”，用好有奇效

从刑事拘留到检察机关作出批捕决定，最长三十七天。这段时间里，家属能做的有效事情其实只有三件：尽快委托律师会见、尽快固定有利证据、尽快提交书面意见。

会见的意义不只是“看看人怎么样”。它要解决的是：当事人对指控事实的说法是什么、有没有辩解、有没有法定从轻情节、身体状况如何、有没有被诱导或逼供。这些信息是后续一切辩护的基础。

在审查逮捕越来越强调说理与留痕的当下，一份写到位的书面意见，比任何口头沟通都更容易进入卷宗，也更容易被写进审查逮捕意见书的“辩护意见及采纳情况”一栏。

（二）不捕之后，事情没有结束

会议对不同类型不捕的后续处理作了区分：

1. 证据不足不捕，公安机关可以补充侦查后重新提请批准逮捕。
2. 不适宜羁押不捕，相关情形消失后，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逮捕决定。
3. 取保候审期间必须遵守规定、随传随到，违反规定且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4. 案件仍会继续侦查、移送审查起诉，最终是否起诉、是否判实刑，是另一个问题。

（三）逮捕之后，还有羁押必要性审查这条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很多家属不知道的一条通道。逮捕不是一捕到底，随着证据固定、病情变化、和解达成、企业经营需要，都可以申请重新评估羁押必要性。

另外，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期限的每一次延长，都是一个可以提出意见的节点。

四、结语

把这次会议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看，它接续的是一条已经延续数年的线索。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将“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列入年度工作要点^[5]，这一政策从司法理念上升为国家政策。同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6]明确将“严格依法适用逮捕羁押措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年过去，政策的表述在变，从“少捕慎诉慎押”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但核心命题没有变：如何在保障诉讼与保障人权之间，找到一个既不放纵犯罪、也不过度剥夺自由的平衡点。这次会议给出的答案是“精准”：不是简单地少捕，而是该捕的捕、该放的放，并且每一种决定都要有证据支撑、有说理留痕。

对辩护律师而言，这次会议最实际的价值，不是提供了新的辩护理由，而是把“社会危险性要有证据”“不捕要区分类型”“律师意见应当听取”这几件事，从学理讨论变成了最高检的工作要求。当一项要求进入考核与评查，它在个案中的分量就会不一样。

对当事人和家属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理解一件事：审查逮捕是一场关于“是否需要关起来”的审查，不是关于“是否有罪”的审判。它有自己的证据标准、论证逻辑和时间窗口。错过了这个窗口，后面的每一步都会更艰难。法律的进步，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窗口是否被认真对待。

我们团队也会在后续刑事辩护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尤其是审查逮捕阶段的工作时，紧跟最高检审查逮捕工作会议要求，全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若有相关需求，欢迎就个案中的审查逮捕与羁押必要性审查问题与我们邮件联系。

注释：

[1] https://www.spp.gov.cn/zdgz/202610/t20261024_739314.shtml

[2] https://mp.weixin.qq.com/s/RIP9GB_x5h8ZbpRfV3XIoQ

[3] 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2606/t20260602_728724.shtml

[4] 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606/t20260622_730050.shtml#1

[5] https://newspaper.jcrb.com/2022/20220224/20220224_004/20220224_004_1.html

[6]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02/content_56290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