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6年10月，双汇发展因子公司生产的猪后鞧肉被检出抗生素残留超标，董事长万宏伟个人被罚3764.62万元，总裁马相杰被罚566.10万元，副总裁乔海莉被罚646.94万元，总工程师王玉芬被罚658.62万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处罚到人”机制落地以来，对食品企业高管个人处以的最大笔行政处罚之一。

但行政处罚只是个人责任暴露的起点。当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提起惩罚性赔偿之诉，且赔偿数额追及企业背后的实际控制人、高管个人时，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随即产生：这笔惩罚性赔偿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配偶是否需要以夫妻共同财产乃至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本文聚焦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一、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框架

《食品安全法（2025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2024年8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9号）第一条明确，购买者因个人或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照上述规定请求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原则：生产经营者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在财产有限的情况下，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人比国库更具优先受偿地位。当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时，债权人自然也会将目光投向企业背后的个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高管。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

当惩罚性赔偿落到实际控制人及高管个人名下时，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直接决定配偶的财产是否面临连带风险。《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构建了夫妻共同债务的三层认定体系。

• 第一层，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 第二层，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 第三层，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不属于共同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在食品企业实际控制人或高管的语境下，第三种情形是核心争议焦点。如果配偶参与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者企业经营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则惩罚性赔偿责任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里的举证责任分配至关重要——债权人承担证明责任，而非由配偶自证清白。

三、惩罚性赔偿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实务中的三种裁判路径

（一）否定说：侵权之债原则上为个人债务

传统观点认为，侵权之债属于法定之债，不具有合同之债的意思自治基础，不应当然适用夫妻共同债务规则。夫妻一方实施侵权行为产生的侵权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侵权行为的基础活动有利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这一观点的理论根基在于惩罚性赔偿的人身专属性与惩罚功能。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目的在于惩戒违法行为人、威慑潜在违法者，若将这一具有强烈人身惩戒色彩的债务转嫁给未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有违公平原则。

（二）肯定说：共同生产经营推定共同债务

与否定说相对的，是实务中更为常见的肯定路径。如果食品企业的经营活动被认定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则由此产生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应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范畴。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5）粤06民终10724号案件中展现了这一裁判逻辑。该案中，张某系某甲公司唯一股东，其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张某配偶陈某长期通过微信与某甲公司对接案涉交易事宜，积极参与公司经营沟通与业务协调。二审法院认为，陈某的行为已构成对张某经营行为的实际参与和共同意思表示，足以认定该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据此改判陈某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川省夹江县人民法院在（2025）川1126民初763号案件中进一步扩展了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边界。该案中，刘某荣系一人公司唯一股东，其配偶张某洪虽非登记股东，但实际负责公司财务工作，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发挥了实质性作用。法院认定，张某洪构成对共同生产经营的积极参与，案涉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张某洪与刘某荣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案例虽非食品安全领域，但其关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标准具有普遍适用性。对于食品企业而言，如果配偶担任公司职务、参与经营决策、管理财务、代表公司对外谈判，甚至长期通过微信对接交易、在股东群或工作群中发布经营指令，均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进而将企业产生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纳入夫妻共同债务。

（三）区分说：基础经营活动的利益归属决定债务性质

当前实务中的主流观点倾向于区分处理。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并非所有侵权之债都当然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也非所有经营活动产生的债务都当然纳入，关键在于基础经营活动的利益归属。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在（2024）浙0521民初6947号案件中体现了这一逻辑。该案中，唐某乙驾驶家庭用于生产经营的货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法院查明该货车用于家庭生产经营，经营收入部分已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由此产生的侵权之债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配偶李某丙对唐某乙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将这一逻辑适用于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领域，可以得出如下判断框架：如果食品企业系夫妻共同经营管理，或配偶深度参与经营环节，或企业经营收益明确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则惩罚性赔偿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概率极高；反之，如果配偶完全未参与经营、未分享收益，且企业财产与家庭财产严格分离，则存在被认定为个人债务的空间。

四、一个关键的法律屏障：婚姻家庭编解释第三十四条

在论证惩罚性赔偿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时，一个常被援引的条款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四条：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条文的法律逻辑在于：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所产生的债务，因其本身违法性而不受法律保护，故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有观点据此主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同样具有违法性，由此产生的惩罚性赔偿也应类推适用该条，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

但这一类推存在明显障碍。赌毒债务被排除，是因为债务本身源于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而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是《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明确赋予消费者的合法民事请求权，其债务性质是合法债务，只是债务产生的原因涉及违法生产经营。二者的规范基础并不相同，不能简单类推适用。

五、惩罚性赔偿可否切分：一个尚未被司法实践采纳的学理主张

既然完全否定夫妻共同债务存在难度，一个更为务实的思路是：惩罚性赔偿是否可以在夫妻之间进行切分，让配偶仅对补偿性部分承担责任，而对惩罚性部分免责？

学界已有观点主张：补偿性部分（填补消费者实际损失的部分）随基础经营行为定性，若属于共同经营则作为共同债务；惩罚性部分（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因其具有惩戒、威慑功能，系对违法行为人的私人罚款，不应由未违法的配偶分担。

这一主张获得了比较法与相关司法解释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6修正）》第二十三条规定：两个以上侵权人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侵权人向其他侵权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侵权人就惩罚性赔偿责任向其他侵权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明确否定了惩罚性赔偿在侵权人内部的可追偿性，其规范逻辑在于惩罚性赔偿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可转嫁。

将这一逻辑类推适用于夫妻共同债务领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使基础经营活动被认定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惩罚性赔偿中的超额部分也不应由配偶承担。不过，目前司法实务中尚未出现明确采纳这一切分说的生效判决，其作为辩护或代理思路具有前瞻性，但能否被法院接受仍存在不确定性。

六、配偶财产的执行边界与程序防御

（一）执行程序的启动与财产范围

在债权人取得生效判决后，若企业或实际控制人未履行惩罚性赔偿义务，债权人可申请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二条，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

这意味着，即使惩罚性赔偿被认定为个人债务，执行法院仍有权查封夫妻共同财产，但在析产前不得处分配偶份额。配偶可依据该条提起析产诉讼，析产成立后，请求解除对其份额的查封。

（二）案外人异议与析产之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执行程序不能直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也不能径行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债权人若主张配偶承担连带责任，原则上应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而非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这为配偶提供了重要的程序防御空间。配偶作为案外人，可在执行程序中提出书面异议，主张对被执行财产享有共有权，并请求排除对其份额的执行。若异议被驳回，配偶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三）责任财产的范围限制

即便惩罚性赔偿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主流学理与部分司法实践仍主张：非侵权方配偶仅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责任，其婚前个人财产以及婚后依法取得的个人财产不应纳入责任财产范围。

但需注意，若法院判决配偶承担连带责任，则其个人财产也可能被纳入执行范围。连带责任与共同责任的区分在实务中至关重要，前者意味着配偶的独立责任财产全部暴露，后者则限于共同财产。

七、综上所述

双汇案中董事长万宏伟个人被罚3764.62万元，总裁马相杰被罚566.10万元，副总裁乔海莉被罚646.94万元，总工程师王玉芬被罚658.62万元。标志着食品安全“处罚到人”已从纸面走进现实。对于食品企业实际控制人、高管及其家庭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行政处罚中的个人责任只是第一道责任，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提起的惩罚性赔偿之诉，才是更大的财产风险敞口。

当惩罚性赔偿责任落至高管个人时，其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取决于配偶是否参与共同生产经营、企业收益是否流入家庭财产等多重因素。在现行规范框架下，“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标准趋于宽松，配偶的财产风险并不因其未在合同上签字而自动豁免。而惩罚性赔偿可否在夫妻内部进行切分，虽然学理上有支撑、比较法上有参照，但尚未被我国司法实践明确采纳，有待进一步观察。